邵式平在共大
退休教师、原外事办（港澳台办）负责人 王锦祥
今年是邵式平同志诞辰116周年，为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高贵品质，笔者撰写了这篇文章，以作为对他永远的记忆。
在江西，年长的人没有不知晓邵式平这个名字的，他是江西弋阳老表，是方志敏烈士的同乡和同学。他还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建人之一，也是方志敏烈士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担任江西省第一任省长，不但有能力，而且有见识，在江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过巨大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全省广大人民心中，深孚众望。
邵式平省长的战友和同事们都喜欢尊称他为“大哥”，就连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有时也会亲切的喊他“邵大哥”。这在我们党内属于一种不多见的情形。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内这位“大哥”级人物德高望重的地位。胡耀邦同志任党中央总书记时，曾经这样评价邵式平省长“邵式平同志是赣东北红军创建人之一，是我党早期一位著名的活动家。他一生为革命而坚持奋斗的光荣事迹，将永远地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之中。”
有的人也许并不知道，邵省长还是一位名不虚传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是江西农业大学的前身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倡导者和创始人之一。从1958年共大成立一直到1965年他病故为止，他为了共大的事业的发展和壮大，倾注了不少心血，尽到最大努力。人们只要一谈起共大，就自然而然的想起邵省长，邵式平在共大，他的音容笑貌，光辉形象将永远留在在共大师生员工的脑海里。
笔者曾在共大总校学习劳动过4年，毕业后又留校工作了38年，从事过教学、从事过行政管理和外事外宣工作。当过干部，做过教师，曾经多次有机会聆听过邵省长谈话、讲课和报告，并且还有过几次面对面的与邵省长零距离接触的经历，体会不少，感受较深。在此，我把回忆记录下来，与各位校友同仁们分享。
我们知道，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建议是邵省长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率先提出来的。1958年5月，当时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同志赴京参加全国农垦会议并向毛主席汇报：江西5万干部上山下乡，在全省革命老根据地建起100多个国营农林牧副渔综合垦殖场，并办起了技术学校。凡是办了技术学校的地方，生产搞得更好些。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对汪东兴同志说：“这个办法好，三十几年前我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搞农民运动调查，许许多多农民不识字，要说的说不清，想写的写不出，不学点文化，农业生产有困难。你回去与邵式平省长商量办些学校，让上不了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汪东兴回南昌后，立刻向邵式平省长转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并请邵省长考虑可否在江西农村山区创办一个农业方面的学校，免费招收适龄农民入学，学校的费用靠学员自己劳动创造，省里先给一小部分启动资金，从办教育入手，促进江西农业的发展。邵省长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脚踏实地，既敢于办事，又善于办事的省长。对江西的历史和今天的现状，都了如指掌，他明白山区农村老革命根据地的开发和建设对人才的迫切需要，他更清楚翻身当家作主后的工农劳动群众要求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强烈愿望。他与汪东兴同志的想法一拍即合。他说：“我们有些同志在苏联留学时就曾上过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生边念书边劳动，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养育学校。我看江西也可以办劳动大学，这对发展我们江西的经济有好处。”在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全体工作会议上，邵省长第一次提出了要在山区农村为工农劳动群众兴办劳动大学的建议。经过充分讨论和仔细研究，他的办学提案被采纳，1958年6月9日，省委、省人委作出了《江西省创办劳动大学的决定》，要求以原江西省南昌林校和各综合垦殖场为基础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总校和分校。规定“劳动大学实行勤工俭学，半工半学，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又红又专’办学方针”。同时颁布了《江西省劳动大学招生简章》，招收了具有生产知识，劳动经验的男女工农劳动群众及其子女入学，年龄放宽到35岁，文化条件有小学程度，粗通文字就可以，真正做到让上不了学的农民上学。6月15日，邵省长主持召开以落实劳动大学筹建工作为议题的“全省专行署负责同志和省专属垦殖场场长或党委书记会议”，他亲自讲话并部署工作，明确宣布全省2000万农民就是劳动大学的主要服务对象，对他们实行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条件、城乡区域和办学形式“五不限制”。还根据与会同志的一致提议，并报省委省人委同意，将“江西省劳动大学”正式定名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被任命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校长，省委常委、副省长汪东兴同志被任命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党委书记、副校长。
经过一个多月紧锣密鼓地筹备，8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1周年纪念日这天，一所共大总校在英雄城南昌，30所共大分校在全省山区老革命根据地的许多地方，同时举行热烈隆重的开学典礼。邵省长亲临共大井冈山分校参加建校庆典并向师生员工作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报告。与此同时，邵省长又给共大总校校长刘俊秀同志、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汪东兴同志发来贺词，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总分校党委，总校分校的全体教职员工致以革命的热烈的祝贺。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汪东兴主持共大总校开学典礼，宣读了邵省长的贺词，刘俊秀校长作了《为一座新型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诞生而欢呼》的报告。开学之初，总、分校在校学生人数有11000多人，工农劳动者及其子女占学生总数的92.7%，他们大部分来自本省各地的山区农村，也有一部分是从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前来投考入校的，笔者本人就是自上海而来，光荣的成为共大总校第一批学生。8月2日。《江西日报》为共大开学作了专题报道，还发表了题为《祝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学》的社论。从此，这所特色鲜明的半工半读性质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江西这块16万7千平方公里的红色土地上破土而出，且以惊人的速度健康成长并发展壮大。
共大诞生后，省委、省人委和各级党委、政府热心扶持共大，精心培育共大，省里每年都要召开一至两次共大校长工作会议，检查教育方针，办学方针的执行情况，研究共大办学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帮助共大解决各种特殊困难。仅从1958年建校到“文革”前，以省委、省人委名义召开的共大校长会议共有12次，邵省长几乎是每会必到，他不但到会作报告，作指示，而且在会前会后阅读材料、听取汇报、了解情况、批示文件，并与校长们一起商讨渡难关兴共大的具体措施，撑腰鼓劲，从而使师生员工树立起克服苦难，办好共大的信心与决心。
建校时期，共大缺少教师，邵省长除了协调教育人事部门从有关单位、部门选调，从高等院校毕业生中分配，从下放干部和转业军官中挑选教师干部外，还主张采取聘请、“拉夫”和选举的办法解决这一困难。他说：“你们可以要县长，县委书记、场长、党委书记都来上课，但必须都是义务劳动，这才是共产主义风格。”他本人以身作则，积极主动地兼任共大的教师，他说：“共大请我当教员，我有求必应，一定要来，因为有这个责任嘛”。在他的带动下，省里不少领导和部门单位的负责人也像他一样，经常来总校和分校给师生员工们作报告。邵省长除了在总校上课还到过庐山、云山、大茅山等许多分校上课。1958年9月1日，开学典礼刚结束一个月，他就来到宜丰县黄岗山分校，在一片乌桕林里，既没有讲桌也没有板凳，千余名师生都席地而坐，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地听邵省长讲课。他说：“昨天我来到这里，听说有个别人来到学校一看说共大不像个学校就回去了。人既回去了我们就不必管他，但是我们像不像个大学，是个值得讨论一番的问题。那么，今天我就来个‘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讲课。”他先从“一个时代，一个学校”说起，然后讲到“学校是有阶级性”的，接着联系到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生产自给的好处，既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脑力与体力相结合，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培养出“既有学问又能生产，成为名副其实的又红又专的大学生，又可以减少国家负担，多快好省的普及和发展教育”。由此便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新生的学校”，“我们的学校是创造共产主义小天下”。同时他还提醒大家，“前进中困难是有的，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最后他又深情地勉励全校师生员工：“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定要办好，也一定能办好！”。他的讲课，大家越听越爱听，越听越有味，热烈而精彩的话语，使大家受到鼓舞、振奋信心。1959年1月22日，邵省长又一次到了井冈山分校上课，讲授的主题是“我们学校是新生的学校。”共产主义加劳动是我们学校的主要标志和重要特征。1961年，他曾在共大总校分三次为师生员工讲授《社会主义教育学》和《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样子问题》，距今虽已50余年，但我仍然记忆深刻，难以忘怀。邵省长明确阐述：“共大有共大的样子，全日制学校有全日制学校的样子，不要去比，走自己的路，共大既然是新型的学校，她就应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样子，你说我长得不好看，你还长不到我这个样子呢！我们一定要长共大的志气，树共大的威风，要有信心把共大办好。”此外，邵省长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共大刚建校不久，又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条件差、劳动多、生活苦，部分师生在思想上产生了疑问，引起了波动，从而也出现了学习和劳动不太安心的情况。人们最困惑不解的问题，主要还是共大到底像不像个大学？又读书、又劳动，究竟能不能学到东西？国家不包分配，毕业生“社来社去，场来场去，城来社去”有没有发展前途？如果不抓紧思想政治教育，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不但劳动建校的问题难以抓好完成，学校本身也很难站稳脚跟生存下去。邵省长从百忙之中抽空深入到师生员工中，针对大家的所思所想，心平气和、耐心细致的做工作，给大家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他反复指出：“有人说共大缺少教师，没有设备、专业不多、课程不全，怀疑它不正规，不是大学。我认为这是现象，不是本质，其实共大好得很，不但像个大学，而且还像得很。不同质的东西没法比较，你既要承认物质的普遍性，也要承认物质的多样性，你的大学和我的大学就是不同，我有我存在的理由，我有我发展的道理，我这个大学，一不要国家的钱，二不要国家的粮，又可以学习到科学文化知识，这样的大学没有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不好，共大越大才越好，越多才越好。”邵省长还非常注意对师生员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常常给大家介绍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来启发和帮助我们提高认识。他曾意味深长的告诉师生员工：“抗日战争时期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我做过中央党校的学生，抗大副校长，陕公教务长。当时学生问我学校有什么特点。我说有三点：“第一大，第二光线好，第三空气流通。当时我们学校就是这样。毛主席的许多著作就是当时的讲义。这些学校毛主席说来者不拒。没有教员聘请负责同志每人讲三课。就这样那批学生打出了新中国。这样办好不好呢？好得很！抗大陕公挖窑洞，我们共大搭茅棚，都是艰苦奋斗，自立更生，这是我们党办学的优良传统。”邵省长就像跟我们聊家常讲故事一样，用具体生动的事例，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邵省长无论是上课还是作报告，总是这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师生所喜爱、所接受。他主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不但涉及到教育的本质、中国和世界教育的历史，还关系到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你只要一听就知道，邵省长确实是教育方面的专家，是名副其实的行家里手。后来我们才听说原来邵省长早年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是名牌高师出身，具有很深厚的教育理论方面的修养。后来他参加了革命，投笔从戎。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曾经到抗大二分校担任过校长，到陕北公学又担任过教务长，长期从事革命教育工作，难怪他的课上得那样好，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据知，1962年毛泽东主席在会见一个外国教育代表团时曾经说过一段话：“江西有个教育家，他叫邵式平。在他那里建起了一所很好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你们可以去那里看一看。”这既是赞扬邵省长，也是肯定江西共大，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共大被外交部、教育部正式确定为对外开放参观点，陆续接待国际友人的参观访问和调查考察。
1959年8月，邵省长和省委书记兼共大总校校长刘俊秀同志向正在庐山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周恩来总理详细汇报了关于共大创建的情况和今后的发展计划，总理对此感到满意，并表示赞扬，同时亲自为共大题写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校名，这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被制成了校牌，高高的悬挂在当年共大总分校的大门上，后又被制成了校徽，佩戴在共大师生员工的胸前。
1959年共大建校一周年时，邵省长专门为共大题词：“坚持贯彻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要为所有的人进大学开辟道路。祝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周年纪念。”这是邵省长超前教育思想的萌芽。
1959年6月，在总校召开全省共大首届校长工作会议。会议以教学为中心，就共大的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改革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初步制定了农学、林学、畜牧兽医、林产化工、农业机械等5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和14种教学大纲。邵省长等领导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其后，共大总校又分别在1959年暑假组织60余名教师在云山分校；1960年暑假组织百余名教师到庐山分校，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编写了14种基础课教材和10门专业课教材。邵省长得此消息后立即赶上庐山，不厌其烦对教材进行反复审阅，并于9月初又通知总校负责人黎超、屈绍建、林仲等人上山，亲切地会见他们。他说：“教材大体翻了一下，也拿起笔来划了一下，召集你们来，想要你们总结两年来的工作，把它提高一步。”谈到编写教材的原则，邵省长强调：“要按生产发展过程来编写，多种经营综合利用，合乎发展，合乎辩证法。只强调一个专业是不够的，要结合生产实际，让师生动手要真刀真枪的干。”他同几位总校负责同志还就社会主义教育传统问题以及如何实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统一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认为：“半工半读，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一半时间读书，一半时间劳动。或读书归读书，劳动归劳动，两者互不联系，这种结合是斧头和斧头柄的结合，是一块铁和一块木头的机械结合，我们不需要这种结合。”他明确要求共大必须做到：“在劳动中学习，在学习中劳动，就像两坨泥巴捏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有机的结合，才能让教学科研与生产劳动互相促进，互相转化。”
1959年到1962年国家遭遇三年困难时期，共大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粮食问题、蔬菜问题、经费问题都是当时共大亟待解决的难题。邵省长一贯主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共大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方针，要求学校逐步实现生产自给。但学校刚办不久，还不可能立即建立起与学校规模相适应，与专业相对口的生产基地，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到粮食，蔬菜自供自给。1960年夏天，汪东兴同志在北京汇报工作，了解到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全国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学校可以办农场。他听了很高兴，马上打电话向邵省长通报。第二天邵省长就通知共大总校副校长黎超到他家里去，一见面就开门见山的说：“黎超，你不是说学校没有粮食吃吗，我们自己办农场好不好？”黎超回答说：“办农场好是好，但学校没有地呀！”邵省长说：“共大办农场不能与民争地、争利。”黎超一时还没有理解邵省长话中意思，于是发问：“我想办农场，但没有地，怎么个办法。”邵省长启发他说：“我们可以向湖滩荒地要粮，鄱阳湖有大量的湖滩荒地，湖水有时涨有时退，退水时地就出来了，可以种粮食。”他还给黎超开玩笑说：“老表说鄱阳湖种三年粮，只要收一年，狗也不吃稀饭了。”最后他要求黎超带些人去做调查，如果行，就召开大会动员全校师生员工向湖滩荒地进军，办共大自己的农场。经过调查，测量规划，我们在新建县昌邑瓜州附近拨来2000亩湖滩荒地，围垦开荒，建立校办农场。在师生员工的艰苦奋斗下，不久就开垦出1200多亩荒地，并种上了水稻、黄豆和油菜，那年鄱阳湖没有涨水，收到油菜籽30万多斤，黄豆4万多斤，第二年春天又收到油菜籽30多万斤，获得了第一个大丰收。第二年冬天，共大总分校再动员师生累计4000多人，大战苦战一个冬天，修筑了长18华里、高6米的大堤和两个大型排灌站，开垦了6800多亩地，建立起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将军洲垦殖场。1963年起共大总校从终于实现了粮食完全自给，学生的定量标准也从过去的28斤增加到36斤，劳动期间还增加到45斤。教师干部的口粮每月每人也提高到36斤，并且还有100万斤粮食剩余，可用来发展畜牧业。
说到蔬菜、肉类等副食品的供应也是共大碰到的一个大困难。1959年夏天，邵省长正在庐山治病休养，黎超上山向他汇报共大工作，恳请省里给学校解决一些蔬菜生产基地的土地问题。邵省长明知故问：“要土地干什么？”黎超回答：“没有土地建立蔬菜生产基地，总校2034名师生员工吃菜问题怎么解决？”邵省长接着又问：“学校有没有一些空地？”黎超答复：“空地还是有一点的，只是学校处于丘陵地带，地势较高，严重缺水，一干旱菜就死了，不适合种菜。”邵省长追问：“地上长不长草？”黎超答道：“草还是长的。”邵省长明确指出：“长草就会长菜。”接着邵省长进一步指示说：“你回去开个师生动员大会，就说邵式平说的，‘长草就能长菜’。你花点钱，买些生产工具，发动大家开荒种菜。”黎超回到学校，就按照邵省长说的办。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菜确实是种出来了，而且长的很好，解决了部分吃菜问题，在学生中还涌现出了“南瓜大王”、“红薯大王”等一些生产能手和先进模范人物。后来邵省长到学校检查工作时还专门去蔬菜地看了看，他说：“黎超，怎么样？”黎超风趣的说：“长草就能长菜。”1960年，省委决定，将学校附近的蛟桥公社枫景大队划拨给学校，学校很快建立起枫景园艺场，有了真正的疏菜生产基地，当年实现了蔬菜自给，并且做到自给有余。
邵省长对共大的生产经营管理和经济成本核算一向都很重视，直接抓，抓得很紧。1962年4月5日，他在共大总校与系处以上干部作过一次谈话，其中心意思就是“共大要搞经济核算”，强调“不能只算政治账，而不算经济账”，要求“经济核算先由你们总校开始，你们做好了，再帮助分校搞”。1962年4月22日，他就共大总校1962年生产财务计划草案亲自审查且作了如下批示：这个文件是比较好的。当然计划不等于现实，要成为现实，还要动员全体师生员工执行。但总比没有计划、没有核算是前进了一步。这是总校也是全校在教育上的一大成功。同年4月底，邵省长在云山垦殖场总场党委扩大会议上，听取了共大云山分校粮食生产计划的汇报，觉得还大有潜力可挖，指示学校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继续大力垦荒造田增加粮食产量，把荒山变粮仓，争取早日做到粮食自给。紧接着他又审查了共大云山分校生产财务计划草案，心情十分愉快，提笔给云山分校师生员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校长井云山分校师生员工同志们：我看了你校生产财务计算草案，应该说是劳动教育计划，你们学校不是一般的大学而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顾名思义就不难得出“先要有饭吃，而后才能做学问”的道理。根据你们的计划草案，自给尚出现差数，就是说尚不能自给。但我坚决相信只要你们把学校的宗旨弄清楚，也许今年就能自给，到明年就自然有余。”邵省长还亲自在云山蹲点，加强督促检查。学校掀起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新高潮，形势一片大好，为鼓舞士气、激励斗志，邵省长高兴的为云山分校填写了一首词《浪淘沙·云山》“云山万丈高，春烟束腰，襟带龙凤千里飘。风景独数这边好，物华丰饶。建国要勤劳，集体英豪，同心同德论略韬。意气风发脱颖出，请看今朝。”不仅是云山分校，几乎是全省共大为了度过难关，坚持生存，都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大办农业，大办食堂”号召，有的围湖造田，有的垦荒种地，全校上下一条心，热气腾腾，干劲冲天！这时邵省长又作了《江南春》词一首，题赠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气勃勃，志昂昂，移山又倒海，大战红土壤，放开眼量世界小，亲自动手建天堂。”鼓励大家再接再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坚决把共大办好。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上，曾专门讨论研究过压缩教育规模，撤销部分学校的问题。1958年，江西新办了12所全日制大专院校，共大也是在58年创办的的半工半读学校。压缩撤销问题直接关系到这些院校生存问题。召开扩大会议前，邵省长曾经几次找共大总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黎超，直截了当地问他：“黎超，你们能不能把共大总校的旗帜扛下去？”黎超毫不犹豫坚定地回答：“能，一定能。”邵省长说：“即使大部分分校都垮掉了，只要总校不垮，旗帜不倒，我们就胜利了。”黎超再次表示决心：“保证不会垮掉，一定坚持住。”邵省长听到这样坚决肯定的回答，高兴的说：“行，很好！” 在省里召开研究调整和压缩学校的会议时，有人提出要把共大全部砍掉。邵省长听了很生气，他说：“现在共大既不要你拿钱，又不要你拿粮，你凭什么要砍共大”？最后讨论的结果，12所全日制大专院校撤销10所，只保留江西大学和江西工学院两所。当讨论到共大的调整问题时，最后决定，共大保留。由总校根据学校本身实际情况，对分校自行进行部分调整。经过调整，最终保留了总校一所，分校46所，学生15000余人。从这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粮钱自给的意义，共大总校不垮，就是胜利，总校坚持住了，整个共大也保住了，站稳了脚跟。
1961年7月，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建校三周年前夕，毛主席来到江西庐山，召开中央会议。原共大总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汪东兴同志受中共江西省委和共大总校党委委托，于7月29日又向毛主席汇报共大三年来的办学情况，并请毛主席为共大写几个字。毛主席听完汇报，十分高兴地说：“办得真够大，够气魄，办得好啊！看来，我三十年前想办的事。终于在你们实现了。”他痛快地答应说“这是一件大事，我是要写几个字去祝贺他们。”毛主席在30日凌晨，欣然提笔，写下了《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即光辉的《七三0指示》）。毛主席在信中充分肯定共大：“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并号召全国：“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毛主席为共大写信后，正在庐山的邵省长听到喜讯，马上赶到汪东兴同志住处，全文抄录了《七三0指示》，并在8月1日来到总校参加共大总校三周年校庆和党委会，向同志们报喜和传达毛主席的《七三0指示》，给了全校师生员工极大的鼓励和无穷的力量。
1961年9月18日，周总理视察共大庐山分校的第二天，又风尘仆仆地来到南昌，上午在江西宾馆亲切接见共大总校师生代表。邵省长和其他的省委省人委领导同志杨尚荃、方志纯、刘俊秀等人一起陪同周总理接见。总理神采奕奕，他用洪亮有力的声音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非常关心共大，这次在庐山给你们写了一封信，表示完全赞成你们的学校，表扬了你们的学校。”总理还谆谆教导大家：“靠毛主席我们打败了敌人，靠毛主席我们又办起了共大，你们学校是毛主席提倡的，目前虽然有些困难，只要高举毛泽东教育思想红旗，就一定能克服困难。共大也一定会越办越好。”笔者当年是被总理亲切接见的十名师生代表之一，曾荣幸的聆听了总理的谆谆教导，首长们与代表共进午餐时，我又有幸被安排在总理一桌，紧挨着总理和邵省长，近距离的亲耳聆听了他们的亲切教诲。这个光荣幸福的情景，本人同样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邵省长为江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日夜操劳。1963年刚满64岁的他积劳成疾，患上重病，但他依然一如既往的惦记着共大。有一段时间他曾因病住在新建县麦园的一个地方疗养，离共大总校青岚园艺系比较近，他就经常带病来到那里找师生谈话，听取反映，了解情况，并做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帮助学校解决困难。那时，笔者正在园艺系担任上海班班主任兼教政治课，以上情节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邵省长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就共大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使共大成为改革农村教育结构，发展农村教育方面的一次突破，成为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成功典范。
1964年12月23日，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同志说：“我来江西看邵省长。虽然他病很重，但我们还是谈了两个多小时的共大，我们都说到共大这个方向是对的，是正确的。”这一年邵省长已经病重在床，省委书记兼共大总校校长刘俊秀同志到医院探望，他还念念不忘的对刘校长说；“江西人民需要共大，办共大是办党的教育事业，共大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坚持办下去。”
1965年3月4日邵省长与世长辞。共大总分校师生员工感到无比悲痛，师生员工代表前往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深切悼念邵省长，大家都决心继承邵省长遗志，进一步办好共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