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两口已近耄耋之年，退休也有二十年之久（老伴迟5年退休），我两是共大总校农学系植保专业同班同学，育有一子一女，孙子今年下半年将去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外孙在香港浸会国际学校读大一。我两退休后从江西回到上海享受着晚年的幸福生活。

   我们的人生道路是坎坷不平的，前进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我们风雨同舟50年，才见到了绚丽的彩虹，这要感谢在共大的艰苦生活，磨砺了意志，让我们遇到任何艰难困苦都不怕，敢于劈波斩浪，奋勇向前，才到达了理想的彼岸。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两先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五十多年前的往事如放电影般的历历在目。

          1961年11月，我们从上海报名来到了江西南昌梅岭山下的共大总校，这是一所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大学。那时正处于全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大学生的定量在总校可以让我们勉强吃饱，因全班在一个木桶里打饭，男女生也能调剂一下。第二年春节过后，回上海的同学返校了，但约三分之一的同学吃不了苦，办了退学手续，回上海了，我们不为所动！

   同年四月，我们农学系两个植保班要去校办的象湖农场劳动。出发前几天，经体检，说我的血压偏高，心脏也不太好，万一得了血吸虫打锑剂有危险，校方劝说我退学回上海，我怎么也不肯回去，因家庭出身很不好，59年高中毕业高考时被打入另册的人，回家有什么出路？在同学周伟晶（现在老伴）的帮助下，拿起行李与班上其他同学一起到农场去劳动。

   在赣江江畔，我们在齐膝深的水地里割萝卜籽；在将军洲赤着脚在被雨水淹没的水稻田里割晚禾，走在泥泞的田埂上把稻谷担往仓库；在新祺州冒着烈日戴着草帽、口罩，穿着长袖、长裤，背着沉重的农药箱在棉花田里打1605、1059等剧毒农药。我们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

   在吃的方面，一调羹的荞头哪能下五两米饭？我们把家里带来的油炒盐和味精冲一碗汤来下饭；有的男生吃不饱饭，肚子饿得难受，就偷偷吃打下的萝卜籽；在总校上课时，也连着吃一两个月的南瓜、蕹菜（我们戏称为无缝钢管）和生了虫的糯米煮的饭。

   在农场劳动时，睡爬满小虫子的鸭棚，住被水淹的牛棚，床离水面才5、6寸。在瓜洲农场，农田都被水淹没，不能劳动了，住在地势较高的寝室里，睡在双层铺上已经感到不苦了。

   在下农场的劳动中，农学系绝大部分同学先后得了血吸虫病，有的经住院治疗后退学回到上海家里。我两也得过血吸虫病，在医院治愈后，仍坚持完成学业。我们两个植保班因减员合并成一个班，在1965年最后毕业时只剩38人。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我们注定被分配在农村最基层。1966年文革开始，在干部下放中，老伴先下放在我工作的垦殖场，后我们又一起被下放在垦殖场干校。老伴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公职，在分场监督劳动，靠我一个人的工资维持全家四口人的生活。我怀孕8个月还在田里插秧。由于共大艰苦生活的磨砺，使我们变得什么苦难都能承受！凭着坚强的意志，乐观的精神，迎来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这一天，补发三年工资。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我们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共大总校农学系植保专业65届毕业生周伟晶周鹊夫妇供稿

(周鹊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