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入江西农业大学，常常追慕于农大“大中至正”的那段璀璨历程。悠游于校园，农大已沧桑巨变，斯人已去，独留万古之芳名，遥然落眼静秋。

   在内心中，我习以“书生”自期，所谓文人相惜，对于校史中种种名家大师，窃殊为姚名达先生所景仰。在这以农林为特色的多科性大学，他是一名纯粹的“文人学者”，在自然科学的实验、计量整体氛围中，增添了几分书生意气的人文情怀。

   先生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史理学创始人。1925年7月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拜梁启超为导师，立志研究中国史学史。在导师的循循善诱一下，姚先生治史意志益坚，乐而忘身，本已毕业又留院3年坚持作《章实斋史学》专题研究，终于在1928年，经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审查合格，授予毕业证书。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求一良师亦是需要机缘吧。先生20岁考入清华由国学大师梁启超执导，同是成年之期为学之际，他能有一良师为其亲启人生大道之关门，何其羡煞于人？环视方今，倾国亦难有堪擎我中华文化之大旗者，何况自家陋室。顾影哀怜，寻寻觅觅之不得，为其自强自立以自生。慕古人之风情，思民国之意气，望今日之晴雨。

   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在纪念先生殉国一周年时，曾赞扬其“绝学有遗著，千秋有定评”。在风雨飘摇的动荡社会，“遗著”也是历经坎坷。先生一生有两个愿望：写成一部永远不朽的中国史学史和一部空前绝后的中国群众史。为此宏愿，他呕心沥血，长期苦心搜集文献资料，然而1932年“一·二八”之难，全国藏书最多的东方图书馆和他的寓庐同时、同地、同样的化为焦土，垂成的十几部文稿和数以万计的文献资料卡片也被焚毁。

   面对如此劫难，先生于《目录学·自序》中疾呼：“他们毁灭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怎样发扬我们的文化？吾家虽毁，吾身尚存；敌人虽强，怎能禁止我们另起炉灶？”于是他克服种种困难，在1934年重整旗鼓撰写《中国史学史》，仅凭一手一脑之力，基本完成6部《中国史学史》。可惜的是，历经八年烽火浩劫，加上文革动乱，完整的史学文稿，现仅存6万余字的《中国史学通史》，实是我民族文化之悲。

   俯仰今日的学者文人：为学者，以“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为上课伦理，终日为证书、荣誉、奖金而碌碌，读书以就业之水准为价值导向，这一切已成社会无可奈何的事实，而更为可怕之处，是心中的秤杆已倾斜至此，麻木地承认与接受，而无“另起炉灶”之坚强呐喊；为师者，多以“独善其身”为教学之道，鲜有“栽大木而柱长天”的长风智者。名缰利锁之境，人师当有浩然之气，正道之行。呜呼哀哉，其可奈何？

   反观自我之所为，着实心生惭愧。我常以“谨言慎行”自勉，规劝自己勿放荡轻言，凡事当以深思熟虑后可付诸笔端，切不可出卖自己的文字，自侮自辱。于此，我笔耕常辍，即使发乎片文也不愿公之于众，只求顾影自怜，做一位生活的记录者。这一嘤嘤之心并无妨碍，只是日久造成自己懈怠之性。先生在凄风苦雨中尚能孤灯中手阅黄书，而我于堂亮的图书馆中却许久没有潜心专研一本书，所计划的书目也迟迟不能完成，多少瞬间的灵思没有记录下来，真真无以忝列其后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历代文人无不以屈原、文天祥为坚贞之楷模，世代学子无不以家国天下为己任。

   1942年，浙赣战事发生，先生奋起组织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并率全团开赴抗日前线。7月7日，他率领了十几名团员，准备从石口渡过赣江。天色已晚，他们便在村里祠堂中休息，不料这时日军发动突然袭击，先生赤手空拳和手持武器的日军打斗起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先生最后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终年37岁，成为抗日捐躯教授第一人，抗战历史的天空中又升起了一抹血红的彩霞。

   身处和平之际，我们已很难感觉到战争的苦难。常在“名达楼”中上课，似乎是在先生之英魂中沐化。“名达”二字深深地篆刻在大楼墙面之中，虽是风雨侵蚀，却也印记斑斑。我深感自己成长在充满方刚节气的校园中，让流离的心保持一份景仰膜拜的神圣之情。

   后继之人，吾辈当修先生浩然之气，承先生中正之志。

（校友杜克海人文院200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